你不知道的汉武帝“南融合、西交流、北防范”战略方针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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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9-08-14 16:02:15 读史

  

  文:西风 乐铭

  西汉是中国封建王朝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,历时210年,而汉武帝一人就独占了55年,他统治的时段又是西汉王朝的黄金时代。放眼中国周边地区,此时仍是一片蛮荒,而汉武帝的中国,已是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方面十分成熟的国家。

  任何一个在位时间超过半个世纪的帝王,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自己深刻的烙印,而汉武帝更以其多血质创造型的性格,让他的55年成为历史上漫长而不乏精彩的一段。

  汉武帝:秦始皇事业的继承及发扬光大者

  汉武帝,姓刘名彻,小名刘彘,谥号孝武皇帝,庙号世宗。作为帝王,他是一个幸运儿。

  他本非嫡子,但因其母王娡在宫闱斗争中击败其它后宫佳丽取得皇后宝座,遂子凭母贵,成为太子。

  他的曾祖父汉高祖刘邦为他打下了北达长城,南抵南岭,东到大海,西至川陇的大好河山,他的祖父汉文帝刘恒和父亲汉景帝刘启实行休养生息,半个世纪的积累使得“钱累巨万”、“太仓之粟充溢露积”。

 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,15岁的刘彻继承了汉朝帝位。

  但汉武帝在位的前6年,在他祖母窦太皇太后为首的崇尚黄老无为而治的集团束缚下,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能力和抱负,直至公元前135年才真正成为帝国的主人。

  匈奴从西汉立国初年便已成为中原的心腹之患,抗击匈奴一直是汉武帝时代的基本国策之一。

  汉武帝总共组织了多达16次的对匈奴战争,其中公元前127年的河南之战夺取了河套平原,使长安免除了匈奴的直接威胁;前121年的河西之战夺取了从今甘肃兰州直至新疆罗布泊的大片土地,使汉人的势力范围伸入到西域;前119年的漠北之战以倾国之力出击,直插匈奴心脏,封狼居胥,从此“漠南无王庭”。

  在这个英雄年代,成长出了卫青、霍去病等出身卑微的杰出将领,他们成为“汉朝精神”的象征。

  文化发达的汉朝对落后的游牧民族匈奴的胜利,也是人类文明的胜利,使得文明能够更好地发展和传播。

  

  汉初疆域图

  汉武帝的武功绝不止于对匈奴的战争。在南方,他先后消灭了闽越、瓯越、南越三个国家,将东南越族地区纳入汉朝版图;在西南,他派司马相如等以招抚兼武力胁迫的手段,征服了当地未开化的夜郎等民族;在东北,他征服了古朝鲜国,设立汉四郡。

  但意义更大的是凿通西域。为斩断匈奴右臂,他派张骞出使西域,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探险家,经过两次难以想象的艰难跋涉,终于打通了中亚文明同东亚汉族文明之间的通道,这也成为丝绸之路的东段。

  这条大道在此后的一千多年时间里,一直是中国同西亚乃至欧洲等文明交流的主干道,佛教由这条大道传入,而造纸术、指南针等也由这条通道传出(虽有“海上丝绸之路”,但其作用难以跟陆上丝路相比)。

  仅仅凭借这一点,汉武帝已足以排进世界有重要影响的帝王名单中矣。

  其后,汉武帝通过招抚为主兼用武力的手段,逐渐使西域成为汉朝的势力范围,但其中对大宛国的战争,沾满了汉宛两国民众的鲜血。

  汉武帝虽谥为武,但在文治方面的成就绝不逊色。他即位初年,便采纳了董仲舒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的建议。尽管儒家在他在位期间并未真正成为一尊,但在他的后继者们的不断强化之下,终于成为压倒一切的思想体系,深入到汉民族的骨髓中,并压制了其它思想的发展。

  他建立太学,这是中国历史上官方办学的开始;他建立乐府,这种诗歌形式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;他还派人制定了太初历……

  汉武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,还有很重要的一点,就是加强中央集权。他的一个重要政策是削藩。他采纳了主父偃的主张,施行“推恩令”,使诸侯的领地越分越小。弱小的诸侯不再具有与中央抗衡的能力。

  他下令统一五铢钱,将铸币大权收归中央,又将盐铁的专卖权收归国有,还采纳桑弘羊的主张,设立平准官,由政府控制物价,经营贸易。

  多血质创造型的汉武帝一生功业累累,但他的一次次征战和大兴土木也耗尽了汉初几代人的积储,尽管有善于敛财的桑弘羊等计臣,但仍陷入巨大的财政亏空中。

  到晚年,他的猜疑和暴虐终于酿成巫蛊之祸,京城一片血腥,包括皇后、太子、公主、丞相在内的很多人均怀着对他的愤恨而含冤死去,这促使他晚年下了罪己诏,承认了自己的过错,表示不再主动用兵,将重心放在民生上。

  

  汉武帝同秦始皇一样,是个影响远超一朝一代的帝王,对中国的思想文化、政治制度、疆域的影响延续了两千年。

  将他与秦始皇作比较是十分有意思的,两人有太多共同点,都是年少继位,且皆好征伐、好巡游、好猜疑、好诛杀、好土木、好神仙。

  秦始皇统一了中原,但短时间之后重新陷于分裂,汉初虽重归一统,但诸侯国的力量很大,分裂隐患不小。是汉武帝最终确立了中央集权,并将秦始皇时取得但已脱幅离去的,甚至一些从未取得的地区均纳入华夏版图。

  秦始皇统一文字、货币、度量衡,汉武帝则试图在文化思想上统一华夏。

  从这些角度来看,汉武帝是秦始皇事业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,汉武帝比秦始皇走得更远,但考虑到汉武帝的功业毕竟是建立在秦始皇的基础上,所以他对历史的影响应略低于秦始皇。

  

  在武帝时期,大汉版图迅速扩张

  汉武国策:南融合、西交流、北防范

  看历史书,常常有古代汉人歧视匈奴的记载,如《汉书·匈奴传下》云:“夷狄之人,贪而好利,被发左衽,人面兽心。”《史记·陈子续列传》云:“彼匈奴者,边夷贱类,不足待以仁义,不可责以常礼。”

  身为一个生活在二十一世纪,从小在平等、文明、博爱等传统价值观熏陶中长大的当代中国人,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好意思,以为我们的祖先是狭隘的种族主义者。直到某天,一位玩古董的朋友拿来一本不知怎么得到的,新出土的、失传已久的古书《大汉逸志》,改变了我的看法。

  这本《大汉逸志》之前我从没听说过,作者的姓名和生平均不详,推测大概是东晋时期的汉室后人,书中记载了两汉时期一些奇闻异事,怪力乱神等等,虽然大多数故事荒诞不经,但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风情还是有一定的帮助。其中一个故事引起了我的兴趣。

  话说汉武帝元空二年,有一个匈奴史官,本名不知道了,只知道汉名字叫燕从日(这名字够怪的),到长安太学堂讲学,宣讲匈奴的历史文化,其所讲的知识令听课的太学生很不舒服。

  当燕从日说到“当年冒顿五次带兵杀掠山东,掠走人牲十万头”时,终于有个太学生忍不住了,走上台打了燕从日一个巴掌。

  此事在长安轰动一时。当传回匈奴后,则引起了匈奴的举国愤怒。

  燕从日在匈奴中很有名,也很得支持。而且匈奴人认为,燕从日的话根本没错,因为每一个匈奴人就是这么想的,也会这么做的,若回到几十年前,他们也会毫无犹豫地追随冒顿,杀掠山东的。

  燕从日的话只不过是每个匈奴人的普通想法,而号称礼仪之邦的汉朝的太学生,竟然因为意见不合而打老学者,应该严惩不贷。

  但是,汉朝人则大多数认为,说这种话的人,没有人性,冒顿的杀掠就是强盗,我汉人为什么要站在强盗的立场上看问题,有哪个正常人会站在强盗的角度上看问题?

  这件事引发汉人与匈奴人一场骂战。

  在一般人眼里,这只是学术之争,没什么大不了的,吵吵就过去了。没想到的是,此事竟然惊动了日理万机的汉武帝。这倒不是因为燕从日,而是这场骂战体现出来匈奴人的意识形态,令汉武帝吃惊。

  以前,汉人总是认为,当年冒顿带兵入侵中原,虽然给大汉带来了巨大伤害,但战争只是匈奴内部极少数好战分子发动起来的,广大匈奴人民是无辜的,也是战争的受害者。

  汉人以前总是按“人之初、性本善”,“有教无类”,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等传统价值观来看待世界,汉人民和匈奴人民都是劳动人民,是友好兄弟,所以,不能把过去冒顿发动的战争的责任,强加到后世的匈奴人民的头上。

  但此次匈奴人的反应却很让武帝吃惊,广大匈奴人竟然如此崇拜冒顿,支持冒顿杀掠大汉,这完全颠覆了匈奴人在武帝心中的形象。

  一个民族有少数极端分子不奇怪,但整个民族都支持战争狂人,那就须提防了。

  汉武帝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,他下令丞相陈子续、司徒邬友两位大臣彻查此事。这两位当世名儒带领一群学者,参阅无数典籍,深入考察了解周边各国社会文化,写成了奏章《华夷之辨疏》,呈给汉武帝。

  奏章大意是这样的:

  匈奴人以游牧为生,难以自力更生。他们的社会生产、民族意识决定了他们的野蛮、嗜杀,崇拜的只有暴力,信奉的是成王败寇,而根本没有汉人该有的正义与邪恶的观念。

  而且,更重要的是,由于他们族群的生活方式和教育方式的特点,这种野蛮的意识形态会一代代传承下去,几百年也难以改变。

  我们汉人在仁义礼智信、忠孝廉耻勇的教育中长大;他们匈奴人在学习狩猎、抢掠、杀戮的教育中长大。

  我们汉人在听着父母讲述的孟母三迁、大禹治水等励志故事中长大;他们匈奴人在听着父母讲述他们祖先当年英勇追随冒顿征伐、杀戮、抢掠的血腥故事中长大。

  我们汉人以圣贤为榜样,以圣贤为楷模;他们匈奴人眼中以强盗屠夫冒顿为楷模。

  我们汉人以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作为标准来辨别世间的是非正邪;他们匈奴人以站在自私自利的立场上来辨别世事的可行与不可行。

  我们汉人以神圣吉祥的龙为图腾;他们匈奴人以阴险狡猾的狼为图腾。

  我们汉人努力把后人培养成文明人,而匈奴人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野蛮人。

  在这样的情况下,匈奴人的文明程度与汉人相距太远,难以教化,不仅难与汉人长久和平共处,更难以融合。

  所以,匈奴中出现燕从日这样把杀掠汉人当做他们喜剧的人,而且匈奴人一边倒地支持燕从日,就毫不奇怪了。

  奏章还分析了周边各个族群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习性。像南方众多部落以农耕为主,可以自力更生,习性与汉人相近,意识形态较温和。西域各部既牧既耕既商,意识形态较温和,但习性与汉人较远。这些族群的意识形态与匈奴又各不相同。

  汉武帝看了奏章后,这个伟大政治家当即制定了“南融合、西交流、北防范”的方针,并定为国策长期执行。

  具体情况就是:对于南方那些习性相近、文明程序较高、意识形态较温和的农耕族群,采取民族融合政策。比如,汉武帝把东瓯人迁入江淮,他们很快与汉族融为一体,为保卫和建设中华文明做出了贡献。

  而对于西域那些既牧既耕既商、意识形态较温和、文明程度较高,但生活习性与汉人差别较大的族群,采取了偏向和平共处、友好交流的的政策。汉朝为此开辟了丝绸之路,加强了贸易和交流。

  而对于匈奴这些还处于野蛮意识形态、文明程度太低的族群,汉朝一直保持防范态度,几乎就没有信任过,匈奴楼烦、休屠两部投降汉朝,汉武帝把他们安置在边地,不让内迁。这与让东瓯人内迁形成鲜明对比。

  后来,北匈奴强大的时候,汉廷就扶持南匈奴,南匈奴强大的时候,汉听就扶持北匈奴,总之,不予信任,不予内迁,不予融合。

  在这种环境下,汉朝人当然对匈奴族群没有好感了,什么匈奴“人面兽心”的话自然就在汉朝流行开来,成为对匈奴普遍的客观的描述。

  而且,当时谚语有云:“一个匈奴不是匈奴,一群匈奴必是匈奴”。单个匈奴人,生活在汉人当中,受中华文明的熏陶,本民族意识就较为薄弱,心态、意识就比较偏向文明,所以,金日磾一个单独的家庭生活在汉朝,可以终生忠于汉廷。

  而一群匈奴人在汉朝群居,必定寻找族群的认同,民族意识比较强烈。而匈奴的民族意识尚处于野蛮状态,与中华文明难以相容,所以赵信和他的匈奴部族最终背叛汉朝、与大汉为敌。

  可见,汉人对匈奴人的态度,是基于匈奴人的意识形态,而不是基于他们的民族出身。

  无论西汉东汉,汉廷都忠实地履行了汉武帝定下的“南融合、西交流、北防范”国策,保证了汉朝的强盛,保证了中华民族不受蛮族的腐蚀。相比于后世的晋、唐都是亡于内迁的蛮族作乱,高下立判。

  然而,到东汉末年,曹操掌权,为了抵御蜀国的锋芒,一改“北防匈奴”的政策,将大量内附的匈奴人迁到关中协助对抗蜀军。

  这可是昏招啊。曹操在历史上其实也能称作很优秀的政治家,但汉武帝却被称为伟大的政治家,比曹操高。

  以前我总想,曹操的能力未必比刘彻差,只不过历史形势使得曹操的功绩和影响不如刘彻罢了。现在我才明白,汉武帝的伟大绝非浪得虚名,就算与曹操这样的牛人相比,在个人能力和眼光上,曹操都比刘彻差远了——这就是一个优秀政治家与一个伟大政治家之间能力和眼光上的差距。

  后来西晋政府更是昏招迭出,将北方胡人大量迁入中原,妄图效仿汉武帝融合东瓯人,来个民族大融合。这种天真的、一刀切的、东施效颦的、不顾各民族文明程度高低的政策埋下了亡国灭族祸患。

  事实证明,由于游牧蛮族尚处于野蛮状态,与汉人在文明程度上有巨大差距,在他们意识形态还未进步到文明社会之前,是很难真正与汉人和平共处的。

  在中原帝国强盛的时候,游牧蛮族以强者为尊,表面上归顺,但在中原帝国衰弱的时候,他们的野蛮本性就会暴露出来了。

  后来西晋八王之乱,中华衰弱,那些平时与汉人生活在一起的、以狼为图腾的野蛮人,马上对身边的汉人举起了屠刀,中华几乎亡国灭种。

  《大汉逸志》的作者身处东晋时期,对当时的汉人被胡人大肆屠戮有切肤之痛,故记下此事警示后人。

  看了《大汉逸志》,我感慨万千,深为自己之前的肤浅而惭愧,没想到祖先的见识达到了如此高深的层次,他们不是因为匈奴人的血统和出身而歧视匈奴,而是因为匈奴野蛮的文化而防范匈奴,是为了保卫中华文明。

  现在西方流行一种观点——“文化的冲突”,即认为人类历史上国家民族之间的很多战争、冲突,其造成的原因并不是利益的冲突,而是文化的冲突。

  利益的冲突相对容易协调,文化的冲突则难以协调。而讽刺的是,虽然欧美人早就看到了这一点,但一百年来都没找到正确的对策,至今欧美仍被种族问题搞得焦头烂额。

  而我们伟大的中华祖先,早在两千年前就认识到了“文化的冲突”,而且对不同文明程度的民族分别采取了“融合、交流、防范”的对策,这条政策即使在两千年后的今天看来依然相当高明。

  

  文:西风 乐铭

  西汉是中国封建王朝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,历时210年,而汉武帝一人就独占了55年,他统治的时段又是西汉王朝的黄金时代。放眼中国周边地区,此时仍是一片蛮荒,而汉武帝的中国,已是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方面十分成熟的国家。

  任何一个在位时间超过半个世纪的帝王,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自己深刻的烙印,而汉武帝更以其多血质创造型的性格,让他的55年成为历史上漫长而不乏精彩的一段。

  汉武帝:秦始皇事业的继承及发扬光大者

  汉武帝,姓刘名彻,小名刘彘,谥号孝武皇帝,庙号世宗。作为帝王,他是一个幸运儿。

  他本非嫡子,但因其母王娡在宫闱斗争中击败其它后宫佳丽取得皇后宝座,遂子凭母贵,成为太子。

  他的曾祖父汉高祖刘邦为他打下了北达长城,南抵南岭,东到大海,西至川陇的大好河山,他的祖父汉文帝刘恒和父亲汉景帝刘启实行休养生息,半个世纪的积累使得“钱累巨万”、“太仓之粟充溢露积”。

 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,15岁的刘彻继承了汉朝帝位。

  但汉武帝在位的前6年,在他祖母窦太皇太后为首的崇尚黄老无为而治的集团束缚下,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能力和抱负,直至公元前135年才真正成为帝国的主人。

  匈奴从西汉立国初年便已成为中原的心腹之患,抗击匈奴一直是汉武帝时代的基本国策之一。

  汉武帝总共组织了多达16次的对匈奴战争,其中公元前127年的河南之战夺取了河套平原,使长安免除了匈奴的直接威胁;前121年的河西之战夺取了从今甘肃兰州直至新疆罗布泊的大片土地,使汉人的势力范围伸入到西域;前119年的漠北之战以倾国之力出击,直插匈奴心脏,封狼居胥,从此“漠南无王庭”。

  在这个英雄年代,成长出了卫青、霍去病等出身卑微的杰出将领,他们成为“汉朝精神”的象征。

  文化发达的汉朝对落后的游牧民族匈奴的胜利,也是人类文明的胜利,使得文明能够更好地发展和传播。

  

  汉初疆域图

  汉武帝的武功绝不止于对匈奴的战争。在南方,他先后消灭了闽越、瓯越、南越三个国家,将东南越族地区纳入汉朝版图;在西南,他派司马相如等以招抚兼武力胁迫的手段,征服了当地未开化的夜郎等民族;在东北,他征服了古朝鲜国,设立汉四郡。

  但意义更大的是凿通西域。为斩断匈奴右臂,他派张骞出使西域,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探险家,经过两次难以想象的艰难跋涉,终于打通了中亚文明同东亚汉族文明之间的通道,这也成为丝绸之路的东段。

  这条大道在此后的一千多年时间里,一直是中国同西亚乃至欧洲等文明交流的主干道,佛教由这条大道传入,而造纸术、指南针等也由这条通道传出(虽有“海上丝绸之路”,但其作用难以跟陆上丝路相比)。

  仅仅凭借这一点,汉武帝已足以排进世界有重要影响的帝王名单中矣。

  其后,汉武帝通过招抚为主兼用武力的手段,逐渐使西域成为汉朝的势力范围,但其中对大宛国的战争,沾满了汉宛两国民众的鲜血。

  汉武帝虽谥为武,但在文治方面的成就绝不逊色。他即位初年,便采纳了董仲舒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的建议。尽管儒家在他在位期间并未真正成为一尊,但在他的后继者们的不断强化之下,终于成为压倒一切的思想体系,深入到汉民族的骨髓中,并压制了其它思想的发展。

  他建立太学,这是中国历史上官方办学的开始;他建立乐府,这种诗歌形式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;他还派人制定了太初历……

  汉武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,还有很重要的一点,就是加强中央集权。他的一个重要政策是削藩。他采纳了主父偃的主张,施行“推恩令”,使诸侯的领地越分越小。弱小的诸侯不再具有与中央抗衡的能力。

  他下令统一五铢钱,将铸币大权收归中央,又将盐铁的专卖权收归国有,还采纳桑弘羊的主张,设立平准官,由政府控制物价,经营贸易。

  多血质创造型的汉武帝一生功业累累,但他的一次次征战和大兴土木也耗尽了汉初几代人的积储,尽管有善于敛财的桑弘羊等计臣,但仍陷入巨大的财政亏空中。

  到晚年,他的猜疑和暴虐终于酿成巫蛊之祸,京城一片血腥,包括皇后、太子、公主、丞相在内的很多人均怀着对他的愤恨而含冤死去,这促使他晚年下了罪己诏,承认了自己的过错,表示不再主动用兵,将重心放在民生上。

  

  汉武帝同秦始皇一样,是个影响远超一朝一代的帝王,对中国的思想文化、政治制度、疆域的影响延续了两千年。

  将他与秦始皇作比较是十分有意思的,两人有太多共同点,都是年少继位,且皆好征伐、好巡游、好猜疑、好诛杀、好土木、好神仙。

  秦始皇统一了中原,但短时间之后重新陷于分裂,汉初虽重归一统,但诸侯国的力量很大,分裂隐患不小。是汉武帝最终确立了中央集权,并将秦始皇时取得但已脱幅离去的,甚至一些从未取得的地区均纳入华夏版图。

  秦始皇统一文字、货币、度量衡,汉武帝则试图在文化思想上统一华夏。

  从这些角度来看,汉武帝是秦始皇事业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,汉武帝比秦始皇走得更远,但考虑到汉武帝的功业毕竟是建立在秦始皇的基础上,所以他对历史的影响应略低于秦始皇。

  

  在武帝时期,大汉版图迅速扩张

  汉武国策:南融合、西交流、北防范

  看历史书,常常有古代汉人歧视匈奴的记载,如《汉书·匈奴传下》云:“夷狄之人,贪而好利,被发左衽,人面兽心。”《史记·陈子续列传》云:“彼匈奴者,边夷贱类,不足待以仁义,不可责以常礼。”

  身为一个生活在二十一世纪,从小在平等、文明、博爱等传统价值观熏陶中长大的当代中国人,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好意思,以为我们的祖先是狭隘的种族主义者。直到某天,一位玩古董的朋友拿来一本不知怎么得到的,新出土的、失传已久的古书《大汉逸志》,改变了我的看法。

  这本《大汉逸志》之前我从没听说过,作者的姓名和生平均不详,推测大概是东晋时期的汉室后人,书中记载了两汉时期一些奇闻异事,怪力乱神等等,虽然大多数故事荒诞不经,但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风情还是有一定的帮助。其中一个故事引起了我的兴趣。

  话说汉武帝元空二年,有一个匈奴史官,本名不知道了,只知道汉名字叫燕从日(这名字够怪的),到长安太学堂讲学,宣讲匈奴的历史文化,其所讲的知识令听课的太学生很不舒服。

  当燕从日说到“当年冒顿五次带兵杀掠山东,掠走人牲十万头”时,终于有个太学生忍不住了,走上台打了燕从日一个巴掌。

  此事在长安轰动一时。当传回匈奴后,则引起了匈奴的举国愤怒。

  燕从日在匈奴中很有名,也很得支持。而且匈奴人认为,燕从日的话根本没错,因为每一个匈奴人就是这么想的,也会这么做的,若回到几十年前,他们也会毫无犹豫地追随冒顿,杀掠山东的。

  燕从日的话只不过是每个匈奴人的普通想法,而号称礼仪之邦的汉朝的太学生,竟然因为意见不合而打老学者,应该严惩不贷。

  但是,汉朝人则大多数认为,说这种话的人,没有人性,冒顿的杀掠就是强盗,我汉人为什么要站在强盗的立场上看问题,有哪个正常人会站在强盗的角度上看问题?

  这件事引发汉人与匈奴人一场骂战。

  在一般人眼里,这只是学术之争,没什么大不了的,吵吵就过去了。没想到的是,此事竟然惊动了日理万机的汉武帝。这倒不是因为燕从日,而是这场骂战体现出来匈奴人的意识形态,令汉武帝吃惊。

  以前,汉人总是认为,当年冒顿带兵入侵中原,虽然给大汉带来了巨大伤害,但战争只是匈奴内部极少数好战分子发动起来的,广大匈奴人民是无辜的,也是战争的受害者。

  汉人以前总是按“人之初、性本善”,“有教无类”,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等传统价值观来看待世界,汉人民和匈奴人民都是劳动人民,是友好兄弟,所以,不能把过去冒顿发动的战争的责任,强加到后世的匈奴人民的头上。

  但此次匈奴人的反应却很让武帝吃惊,广大匈奴人竟然如此崇拜冒顿,支持冒顿杀掠大汉,这完全颠覆了匈奴人在武帝心中的形象。

  一个民族有少数极端分子不奇怪,但整个民族都支持战争狂人,那就须提防了。

  汉武帝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,他下令丞相陈子续、司徒邬友两位大臣彻查此事。这两位当世名儒带领一群学者,参阅无数典籍,深入考察了解周边各国社会文化,写成了奏章《华夷之辨疏》,呈给汉武帝。

  奏章大意是这样的:

  匈奴人以游牧为生,难以自力更生。他们的社会生产、民族意识决定了他们的野蛮、嗜杀,崇拜的只有暴力,信奉的是成王败寇,而根本没有汉人该有的正义与邪恶的观念。

  而且,更重要的是,由于他们族群的生活方式和教育方式的特点,这种野蛮的意识形态会一代代传承下去,几百年也难以改变。

  我们汉人在仁义礼智信、忠孝廉耻勇的教育中长大;他们匈奴人在学习狩猎、抢掠、杀戮的教育中长大。

  我们汉人在听着父母讲述的孟母三迁、大禹治水等励志故事中长大;他们匈奴人在听着父母讲述他们祖先当年英勇追随冒顿征伐、杀戮、抢掠的血腥故事中长大。

  我们汉人以圣贤为榜样,以圣贤为楷模;他们匈奴人眼中以强盗屠夫冒顿为楷模。

  我们汉人以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作为标准来辨别世间的是非正邪;他们匈奴人以站在自私自利的立场上来辨别世事的可行与不可行。

  我们汉人以神圣吉祥的龙为图腾;他们匈奴人以阴险狡猾的狼为图腾。

  我们汉人努力把后人培养成文明人,而匈奴人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野蛮人。

  在这样的情况下,匈奴人的文明程度与汉人相距太远,难以教化,不仅难与汉人长久和平共处,更难以融合。

  所以,匈奴中出现燕从日这样把杀掠汉人当做他们喜剧的人,而且匈奴人一边倒地支持燕从日,就毫不奇怪了。

  奏章还分析了周边各个族群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习性。像南方众多部落以农耕为主,可以自力更生,习性与汉人相近,意识形态较温和。西域各部既牧既耕既商,意识形态较温和,但习性与汉人较远。这些族群的意识形态与匈奴又各不相同。

  汉武帝看了奏章后,这个伟大政治家当即制定了“南融合、西交流、北防范”的方针,并定为国策长期执行。

  具体情况就是:对于南方那些习性相近、文明程序较高、意识形态较温和的农耕族群,采取民族融合政策。比如,汉武帝把东瓯人迁入江淮,他们很快与汉族融为一体,为保卫和建设中华文明做出了贡献。

  而对于西域那些既牧既耕既商、意识形态较温和、文明程度较高,但生活习性与汉人差别较大的族群,采取了偏向和平共处、友好交流的的政策。汉朝为此开辟了丝绸之路,加强了贸易和交流。

  而对于匈奴这些还处于野蛮意识形态、文明程度太低的族群,汉朝一直保持防范态度,几乎就没有信任过,匈奴楼烦、休屠两部投降汉朝,汉武帝把他们安置在边地,不让内迁。这与让东瓯人内迁形成鲜明对比。

  后来,北匈奴强大的时候,汉廷就扶持南匈奴,南匈奴强大的时候,汉听就扶持北匈奴,总之,不予信任,不予内迁,不予融合。

  在这种环境下,汉朝人当然对匈奴族群没有好感了,什么匈奴“人面兽心”的话自然就在汉朝流行开来,成为对匈奴普遍的客观的描述。

  而且,当时谚语有云:“一个匈奴不是匈奴,一群匈奴必是匈奴”。单个匈奴人,生活在汉人当中,受中华文明的熏陶,本民族意识就较为薄弱,心态、意识就比较偏向文明,所以,金日磾一个单独的家庭生活在汉朝,可以终生忠于汉廷。

  而一群匈奴人在汉朝群居,必定寻找族群的认同,民族意识比较强烈。而匈奴的民族意识尚处于野蛮状态,与中华文明难以相容,所以赵信和他的匈奴部族最终背叛汉朝、与大汉为敌。

  可见,汉人对匈奴人的态度,是基于匈奴人的意识形态,而不是基于他们的民族出身。

  无论西汉东汉,汉廷都忠实地履行了汉武帝定下的“南融合、西交流、北防范”国策,保证了汉朝的强盛,保证了中华民族不受蛮族的腐蚀。相比于后世的晋、唐都是亡于内迁的蛮族作乱,高下立判。

  然而,到东汉末年,曹操掌权,为了抵御蜀国的锋芒,一改“北防匈奴”的政策,将大量内附的匈奴人迁到关中协助对抗蜀军。

  这可是昏招啊。曹操在历史上其实也能称作很优秀的政治家,但汉武帝却被称为伟大的政治家,比曹操高。

  以前我总想,曹操的能力未必比刘彻差,只不过历史形势使得曹操的功绩和影响不如刘彻罢了。现在我才明白,汉武帝的伟大绝非浪得虚名,就算与曹操这样的牛人相比,在个人能力和眼光上,曹操都比刘彻差远了——这就是一个优秀政治家与一个伟大政治家之间能力和眼光上的差距。

  后来西晋政府更是昏招迭出,将北方胡人大量迁入中原,妄图效仿汉武帝融合东瓯人,来个民族大融合。这种天真的、一刀切的、东施效颦的、不顾各民族文明程度高低的政策埋下了亡国灭族祸患。

  事实证明,由于游牧蛮族尚处于野蛮状态,与汉人在文明程度上有巨大差距,在他们意识形态还未进步到文明社会之前,是很难真正与汉人和平共处的。

  在中原帝国强盛的时候,游牧蛮族以强者为尊,表面上归顺,但在中原帝国衰弱的时候,他们的野蛮本性就会暴露出来了。

  后来西晋八王之乱,中华衰弱,那些平时与汉人生活在一起的、以狼为图腾的野蛮人,马上对身边的汉人举起了屠刀,中华几乎亡国灭种。

  《大汉逸志》的作者身处东晋时期,对当时的汉人被胡人大肆屠戮有切肤之痛,故记下此事警示后人。

  看了《大汉逸志》,我感慨万千,深为自己之前的肤浅而惭愧,没想到祖先的见识达到了如此高深的层次,他们不是因为匈奴人的血统和出身而歧视匈奴,而是因为匈奴野蛮的文化而防范匈奴,是为了保卫中华文明。

  现在西方流行一种观点——“文化的冲突”,即认为人类历史上国家民族之间的很多战争、冲突,其造成的原因并不是利益的冲突,而是文化的冲突。

  利益的冲突相对容易协调,文化的冲突则难以协调。而讽刺的是,虽然欧美人早就看到了这一点,但一百年来都没找到正确的对策,至今欧美仍被种族问题搞得焦头烂额。

  而我们伟大的中华祖先,早在两千年前就认识到了“文化的冲突”,而且对不同文明程度的民族分别采取了“融合、交流、防范”的对策,这条政策即使在两千年后的今天看来依然相当高明。